67岁的编剧芦苇并没有“退休”。在接受采访前，他还在跟一名同行感叹，前几年每年只写一篇剧本的他，今年反倒忙起来了，一年写了三篇，“或许真的是市场变大了”。
可惜的是，虽然这些剧本几乎全都被片方买走，但近几年几乎很难看到挂着“编剧：芦苇”且被他所承认的影片上映，上一部是年的《狼图腾》，再上一部是年的《图雅的婚事》。很难相信一名成功编剧的剧本，在近十多来年来被拍成影片的比例如此之低。提到他，更多的人只会想到与第五代导演合作的《霸王别姬》、《活着》，与第六代导演共同创作的《图雅的婚事》。
难以超越的《霸王别姬》创作之外，在年和年，芦苇都曾担任FIRST青年影展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这是一个能够与青年电影人展开平等对话的平台，他以一名已经取得优异成绩的电影圈前辈的身份，观察着当下青年电影人的表达欲创作。一向创作剧情故事片的他，反倒认为当下纪录片的真实性和表达质感，是同时代青年导演的剧情片远远赶不上的。
他与年轻人的对话还在继续。年11月，“在场”沙龙在北京FIRST青年电影馆举办，展映了5部今年在影展取得优异成绩的影片。芦苇作为座谈嘉宾，观看并讨论了其中两部。4年过去，他对当下青年创作者作品的看法依然没变，“纪录片的水准依然高于故事片”。
形成这一发展形态的原因很多，芦苇认为结果与教育风格到工业系统不完备分不开。
在他看来，各大影视教育院校依然将文艺片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缺乏对传统叙述和好莱坞类型片的研究。并不是科班编剧出身的芦苇是自学成才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做美工的他写起了剧本。他师从《世界电影》，精读并分析其刊载的世界经典电影剧本，并依赖研读经典作品，长期泡在电影院里，一边看经典电影一边仔仔细细地做好笔记。正是在这段学习当中，类型片的精髓渗入了他的每一个创作细胞。
除了学习，在实践中摸索也必不可少。芦苇也是同周晓文导演创作出《最后的疯狂》、《疯狂的代价》两部典型警匪片之后，才有机会去创作《霸王别姬》与《活着》两部在戛纳获得大奖的经典作品。
由于电影市场热度逐年升温，当下的青年创作者，比芦苇当年更容易获得投资创作的机会，然而芦苇并不认为这些机会都能带来好的帮助。这些涌入市场的资本都是想挣快钱的投机者，其中绝大部分的人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搞什么电影可以挣钱”。青年导演如果跟这群需要立竿见影收益的片方进行合作，不仅在表达上得不到认同，在创作中也很难得到真正有能力有经验的合作者的帮助。
从某种程度上说，有才华的创作者更需要学会自我保护。从业超过30年，芦苇看到了太多有才华的人如何掉进一个又一个的“陷阱”里。找到好的合作公司后，青年导演需要学习如何与团队进行集体创作；影片如果成功，要学习如何不被权力和声望所腐蚀；进行全新的创作时，还需要抱有充分的热情和对自己苛刻的要求，才能达到更高的成就。
很难去判断，这是一名编剧对导演的“偏见”，还是他在看透这一行业后深思熟虑得到的答案。如今的芦苇依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转行从事导演。写写剧本、提提修改意见，是这名从业超过35年的创作者持续发挥光与热的方式。
“在场”沙龙现场正在点评的芦苇界面娱乐对话编剧芦苇：界面娱乐：在年担任FIRST青年影展的评委时，您曾经说过，觉得现在内地年轻人的剧情片的发展，落后于纪录片的发展。看了今年评选出的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您还这么觉得吗？
芦苇：我还是保持这样的观点。目前我们青年导演的剧情片，还处于一种很原始的、粗糙的、功能单一的阶段。在真实性、技巧性和表达质感上，纪录片的水准依然高于故事片。
界面娱乐：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发展形式？
芦苇：对故事片来说，目前的环境、整个工业体系，都已经把青年导演的创造性和表达能力扼杀掉了。这样的形式只是结果。你看现在中国电影发展那么多年，连国际上的大电影节也入围不了，这和我们国家的现状实在太不匹配了。
界面娱乐：在没有入围国际大电影节的同时，我们的票房收入却在蹭蹭上涨。
芦苇：国内票房的上涨，并不是影片质量有多好，而是因为商业院线这样的硬件起来了。在《霸王别姬》时代，中国的银幕两千块不到，现在四万多块，差距是巨大的。所以与其说票房的增长是智慧，不如说是堆砌硬件的结果。真正令人悲哀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就是电影故事片本身的质量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