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好变成工作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
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电影从业者，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追溯到自己最初“爱上电影”的那个时刻。“热爱”一直是电影人的高频词汇。
因为热爱，也因为电影在百年来时常保持着迷人的吸引力，选择投身这个行业的人往往会投入远超过一份普通工作的精力和热情。而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维持这个庞大系统的正常运转，每一颗“螺丝钉”都被咬合得很紧。
有些人已经牺牲掉太多个人生活的时间，到了极限，选择提前退场；有些人在行业环境发生变化之后，最先感知到了生存的压力，不得不离开。而更多的时候，离开的原因可能只是，个体在面对庞大系统时，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电影行业始终人来人往，这两年影视行业的困境加速了这种流动。好在，他们付出的时间和热爱，在这里留下了痕迹。
“不可抗力”年，肖恩研究生毕业后就进了一部大体量合拍片的剧组，因为是电影专业出身，又有扎实的外语功底，他得到了双语制片助理的工作。
那一年，《长城》和《功夫熊猫》的大陆票房都突破了10亿，成龙主演的《绝地逃亡》和袁和平执导的《卧虎藏龙：青冥宝剑》等多部合拍片也有不错的票房表现，很多项目都正在路上，市场前景光明，肖恩赶上了好时候。
双语制片圈子虽小，但只要有片可拍，职业发展就是有希望的。而一毕业就能参与到大规模的工业电影制作流程中，对肖恩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独立电影和工业电影完全是两个东西，具体操作千差万别，组织结构很复杂，想搞清楚那些分工就要花很多时间。”
在那段时间的工作里，他每天都在学习、吸收好莱坞工业体系的知识，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变化。被分配到灯光组做翻译和制片助理，肖恩发现大片所用到的灯光器材，比他在学校里面见到的要大很多、专业很多，“当时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我会用英语说出所有灯光器材的名字，之前我都是不知道的。”
肖恩供图
也是在和好莱坞的专业电影人一起工作后，肖恩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的工业体系那么健全、电影工业那么发达。“因为几乎99%的人都体现出了非常好的专业性和沟通技巧，他们真正地明白电影是合作的产物。”肖恩认为，在电影工作中，除了专业性，怎么样去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是非常重要的。
“国内电影圈的壁垒很高，师父带徒弟，站队、帮派很严重，如果跟对了师父当然很好，但很多新人是没有机会去跟一个好师父的。”而在那部合拍片的剧组，肖恩没有感受到论资排辈带来的压力，发现只要自己充满热情和学习欲望，就有机会平等地和厉害的电影前辈交流。
有一天肖恩在片场待着，影片的B组摄影指导把他叫了过去，给他讲“这个灯为什么要这样用”。对这位在好莱坞经验丰富的摄影师来说，肖恩是一个陌生人，但还是很愿意和一个刚毕业的电影新人分享专业知识。
从那之后的几年，肖恩参与了几部工业电影在国内和国外的拍摄工作，他喜欢“用脚去丈量影棚”的现场感，对他来说，工作本身是有趣的、有价值的，工作中的自己也在飞速成长。在他的设想里，自己会在这个行业继续工作，争取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图源《独自在夜晚的海边》
可惜的是，肖恩并没有如愿以偿。年初，他在国外拍摄，月底回国，突然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尽管在年，肖恩就感受到了合拍片因时局变化而开始呈减少的趋势，但没想到年疫情爆发，双语制片这份工作彻底做不下去了。“其实有一点儿伤心，”肖恩说，“如果没有疫情以及一些客观因素，肯定是想继续下去的。”
肖恩也不是没考虑过在国产片里继续制片的工作，但对他来说，之前积累的经验很难得到很好的发挥，他也并不能完全适应国内的工作方式，离开或许是“不得已中的必然”。
“凌晨下班，在出租车上睡得最安稳”阿同（化名）也是在年疫情后离开电影行业的。在真正做决定之前，他有过无数个离开的念头强烈的时刻。
毕业后的阿同在网站和自媒体做过电影相关工作，更多的是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行业，还常常要背一些营收的KPI，这让他觉得很苦恼。“好像什么事情一旦跟收益挂钩了，就变得特别不可控，光靠个人努力决定不了最后结果如何。”
而真正有了“电影从业者”的参与感是在年，阿同去了国内某头部电影公司，做影片的短视频营销工作。那是电影营销向短视频这一阵地转移的重要时间节点，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有电影偏好的用户很容易刷到即将或者正在上映的电影相关视频。
灯塔专业版的抖音电影榜
他记得很清楚，彼时电影营销宣传在短视频的正反馈非常明显：“一个数据直接破百万，能突然获得极大满足。”在为某票房超0亿的影片做短视频宣传物料的剪辑工作时，有好几条都获得几十、上百万的点赞，后台播放量也有千万的。阿同说每次看到这些结果，就觉得之前那些加班的辛苦和创意构思时的苦思冥想也都值了。
项目期确实很辛苦，周末在家也经常要打开电脑临时做一些物料，工作日更是经常加班到半夜，从北京市中心打车回通州，不堵车的情况下只需要二十几分钟的车程，在那二十几分钟里，阿同会获得质量最好的一段睡眠。“因为很累，很困，在车上睡觉反而比家里要踏实、舒服，在家躺床上我会失眠。”
每当项目期忙得昏天黑地时，离职的想法就会从阿同脑袋里冒出来，但每当自己参与的影片有了不错的票房，阿同又会觉得很满足：“虽然一部电影的市场表现好坏最终还是由影片内容质量决定的，但想到我做的营销物料可能激发了观众的一点点兴趣、给票房带来一点点贡献，就真的很开心。”
从工作里获得成就感满足感，在很多时候可以弥补阿同那些个人时间被严重压缩、没空看书打游戏见朋友的遗憾。但年疫情发生后，整个电影行业停摆，和很多电影人一样，阿同也处在焦虑里，每天只是做一些看不到成果的日常工作，曾经支撑他的那种满足感被无事可做的“没意思”取代了。
“当初来北京是因为喜欢电影，想做和电影有关的工作，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那个时候我就不觉得自己可以一辈子留在北京、一辈子做电影。”年夏天，阿同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电影行业。
无力感和很多电影人不同的是，木木（化名）似乎很少从工作里获得所谓的成就感。木木在17年进入国内某电影公司做发行，从北京飞到他所负责的城市、向影院要排片，构成了他工作的主要部分。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日子。“无外乎就是交朋友，钱给到了、关系处好了，我们的片子在这个城市的影城里就有多的排片了。”这种工作模式对木木的性格来说并不难。
唯一的区别是“交朋友”的难度不同。有些城市的影城经理，只需要木木送杯星巴克、撒个娇、聊聊天，排片就能要到手；有的经理需要喝大酒，对瓶吹，一个人喝四个，给对方喝高兴了就有得聊；在一些乡镇影城多的城市，为了不失去任何一个影城的排片保证，木木要跑到镇上、村里一一拜访影城。“能吃苦就行，不难。”
图源《悠长假期》
时间久了，木木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思路，和很多影城经理也成了朋友，“有的地方是我在北京发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