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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十年来，改革已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逐步深化；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循序打开，全方位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更是其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为此，本刊特别开设专栏，以历史亲历亲为者的视角，回顾和总结这段伟大的历程。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就是不断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新的进展。
作者｜《中国金融》记者 贾瑛瑛
文章｜《中国金融》年第12期
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在支持国有银行改革、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商业化转型以来，资产公司不良资产业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实体经济手段更加丰富，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期，本刊记者专访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总裁周礼耀，他以近20年深耕不良资产领域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资产公司的改革历程与发展方向。
政策性时期的“坏银行”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作为资产公司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您能否介绍下资产公司成立时的背景和业务特点？
周礼耀：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未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需要，盈利能力较弱，加之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银行自身经营不善等原因，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比较突出。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解决银行业不良资产、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迫在眉睫。为此，国务院于年先后设立四家资产公司，专门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通过收购不良资产，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为四大国有银行轻装上阵、相继改制上市并成为国际一流商业银行创造条件。通过债务重组、资产重组、股权重组、债转股等多种手段，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帮助企业扭亏脱困，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推进建立现代化企业治理体系。在此过程中，资产公司还通过有序推动不良资产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重组，在更大范围内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我把这一时期称为“资产公司1.0版——政策性时期”。资产公司通过定向发行金融债券和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并以账面价值接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在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资产公司严格按程序完成国家交付的处置回收任务。其不良资产主业特点，我用一个“十”字来描述，这一“横”和一“竖”的相交，代表了资产公司在不良资产收购处置的过程和结果中寻找均衡点。因为是政策性机构，我们的目标是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实现对不良债权的最大化清收，最大限度挽回资产损失，对成本及效益不进行考核。不良资产业务总体上以“处置”为主，主要表现为“三打”，即打折、打包、打官司。对企业而言，这种处置方式就是一个单纯的“抽血”机制，资产公司起到了一个“坏银行”的作用，即通过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化解银行债务危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记者：尽管资产公司政策性时期不以效益作为考核目标，不过据我们了解，原长城资产上海办事处在您的带领下，开创了新的业务模式，最大化地挽回了资产损失，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周礼耀：虽然政策性时期资产公司没有盈利性要求，但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和资产回收价值最大化目标的考虑，我认为，不良资产的处置不能简单的一卖了之，而是要创新业务实践，妥善处理好短期现金回收和整体资产价值提升的关系。对有升值潜力、有再生资源的企业，用再生方式重组，帮助其走出困境，创造新的价值；确因财务成本过高引起的经营困难，可采取商业性债转股。这样，既支持企业扭亏脱困，又为资产公司开辟盈利新路。
原长城资产上海办事处在创新不良资产经营实践中，实施“东西南北中战略”，即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上海最核心的内环线一圈，都要有通过债权、物权、股权三种资产形态的混合重组和交替置换等方式运作的不良资产重组项目，旨在为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国企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沪东金融大厦”为例，它是地处杨浦区五角场地区的房地产项目，收购时该大厦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在围绕变现还是续建、续建如何避险、竣工如何租售三个关键问题进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我们采取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的方式，先由上海办事处可控房地产类债务重组企业将大厦借壳承建，借壳保全；再组建大型百货商场即大西洋百货，带动大厦的招商，促进大厦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大西洋百货年营业当年即成为杨浦区商业企业第一纳税大户，而建成后的沪东金融大厦已成当地标志性建筑。长城资产在全额收回债权、最大化保全国有资产的同时，创造了近千个就业岗位，改善了城市形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包括上述案例在内，原长城资产上海办事处成功运作了位于上海东部的沪东金融大厦与大西洋百货、西部的天诚银统大厦与斯格威酒店、南部的金穗大厦与新金穗集团、北部的政华大厦与南证大厦、中部的烟草大厦与城隍庙金豫公司，完成了既定的“东西南北中战略”。同时，原长城资产上海办事处还联通资本市场实施了东海股份、PT农垦商社、农工商集团等一批重组项目，实现了不良资产经营价值最大化。其不良资产回收率也因此在当时四家资产公司家办事处中名列前茅，资本保值增值率超过%。这些重组类项目也是长城资产在政策性时期创新业务实践的代表，为长城资产后来通过创新开展不良资产并购重组业务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上业务创新在当时的背景下很不容易，其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五个要素，即我在年提出的5个“M”:人（Man）,通过“内敛”途径挖掘培养内部专业人才，通过“外展”方式引入外部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资金（Money），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并统筹资金安排；市场（Market），持续扩大不良资产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资产处置效率和价值；管理（Management），做好人力资源、资金财务、金融科技等管理制度创新；机制（Mechanism），构建业务创新并突出贡献与报酬相匹配的激励约束机制。
商业化转型时期的“坏银行+好银行”
记者：资产公司完成政策性处置任务后并没有进行清算，而是根据国家的战略部署探索商业化转型发展。您怎样看待资产公司的存在价值？
周礼耀：关于资产公司的商业化转型及其存在价值，我曾在年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时我就认为，探索投行业务，应该是资产公司的发展方向；资产公司应未雨绸缪，制定分阶段目标:初期目标是服务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获得现金流量；中期目标是搞好核心资产的运作，让沉淀资产成为利润的来源；长期目标是通过有效的资产组合，形成控股集团，向投资银行发展。当然，那时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对资产公司的存在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是不良资产的周期性属性决定了资产公司的客观存在。不良资产是资源在企业生命周期和宏观经济周期交互作用下出现错配的一种客观存在，会在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中大规模产生和积聚，如没得到及时的市场出清或盘活，会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资产公司是世界各国有效处置不良资产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发展同样呈现周期性特征，产生不良资产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决定了资产公司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将长期存在。
二是社会沉淀的大量资产需要资产公司加以盘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金融领域也沉淀了大量低效率、无效率甚至是负效率的存量资产，其根本原因是资源出现错配，盘活存量资产是破解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与其他金融机构以“增量”方式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不同，资产公司的显著特点是从“存量”入手来调整和校正资源错配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这个角度上说，资产公司更有能力、更有条件在盘活社会沉淀资产、深化改革开放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记者：在商业化转型时期，资产公司的业务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周礼耀：商业化转型时期，资产公司探索以商业化方式收购不良资产，将不良资产收购范围扩展到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及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围绕提升不良资产价值搭建了经营平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并于～年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我把这一时期称为“资产公司2.0版——商业化转型时期”，对应不良资产业务的特点可用一个“土”字来描述。在上述1.0版本“十”字的下面，增加了一“横”。它代表成本意识、效益观念和底线思维。
这一时期，资产公司开始自主经营，资金来源从政策性贷款转向市场化融资，不良资产业务要承担资金成本、财务成本、经营成本以及相关税费，盈利压力加大。既要防止不良债权高位流动性冻结，又要满足监管指标达标等合规性要求。这需要我们在盈利性要求的基础上，追求程序和结果的有机统一。彼时，不再一味通过快速处置方式回收资产，而是采取“处置+经营”模式，对有经营价值的资产，通过追加投资等手段推动企业要素重整、提升不良资产价值。对企业而言，这种模式不再是单纯的“抽血”，还有“输血”和“造血”的功能,帮助企业走出经营困境，实现扭亏为盈。资产公司在其中发挥了“坏银行+好银行”的作用，即通过不良资产收购这一“坏银行”手段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优化负债结构；依托为提升不良资产价值搭建的平台这一“好银行”工具，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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