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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学人君學人Scholar
书架箱
作者简介：杜君立，关中人，历史写作者，主要作品有《历史的细节》《现代的历程》《新食货志》等。作者授权发布。
书架箱即书架音箱，比起客厅常见的大落地音箱来，书架箱要小一些，但对于书房狭小的空间，用书架箱来听音乐足够了。
有音乐，人便不会寂寞。对于音乐，我从小就非常沉迷，宁愿不吃饭，也不能少了音乐在耳畔响起。大半生时间，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乐，正如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是关掉它一样。
一
中国古人崇尚俭朴的生活，认为最容易让人堕落的事情就是声、色、犬、马，而“声”，也就是音乐，排在第一位。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确实，在古代，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属于顶级奢侈品。
音乐从创作到演奏，需要极其高超和专业的技艺，最关键的是一直没有声音复制和传播技术；因此，所有音乐的演奏和聆听都只能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同时进行。再加上乐器制作工艺复杂，音乐因此只能限于极少数贵族甚至君主享用。在中国早期历史中，音乐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即礼和乐。尤其是青铜时代，只有在重大国家庆典中才会出现编钟合奏的音乐。
当然，并不是普罗大众享受不到音乐。
人本身就是一件乐器，每个人都可以唱歌，丝竹之类的乐器也并不难得。但真正高雅的音乐，仍然需要技艺极高的专业艺术家才行，而这样的艺术家凤毛麟角，他一生能给人演奏的机会也屈指可数。一般人因为能听到音乐的机会少得可怜，也就谈不上多少音乐修养。如此一来，再好的音乐家，穷其一生，也可能默默无闻，难得遇见一位能听得懂他音乐的“知音”。所以才有了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的千古佳话。
唐朝安史之乱，皇帝逃难，贵妃上吊，皇子皇孙沦为乞丐，宫廷豢养的乐师也成了流浪狗。这场灾难虽不值得幸灾乐祸，但确实有一些意外惊喜，那就是让普通人听到了从前只有皇帝才能享受的音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古人要听音乐，只能雇请乐师前来演奏，这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起的，所以才有“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然，民间也不乏街头卖艺的乐师，但这类演奏一般都是独奏，或者自弹自唱，如白居易诗中的“琵琶女”。
相对于独奏，合奏要难得多。每种乐器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合奏往往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和声更能体现音乐的完美境界。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艺术，追求完美是必然的，所以合奏也是音乐应有的常见的演奏方式，而独奏则是一种不得已，实在不行也应该有简单的伴奏。相比之下，合奏远比独奏复杂得多，也难得多，尤其是多达上百人大型交响乐，其复杂程度已经达到挑战人类指挥能力的境地。一首接近完美的合奏乐曲，要经过乐队反复演练，才可能配合得天衣无缝，集体合奏的艰辛与独奏的难度绝对不是一个层面的。
总而言之，在爱迪生发明黑胶唱机之前，人类在几千年里难得听到好音乐。
正像现代流行乐队的架子鼓，无论中外，民间都以铙钹和大鼓这两种最简单乐器演奏来作为节日庆典。铙钹是高音，大鼓是低音，这基本满足了人对声音的渴望。在草原和海疆等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人们只能吹号角——牛角或海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某些偏远地方之所以流行山歌，其实多半是因为乐器缺失。
中国戏曲起源很早，但真正成形其实是晚近的事情，用两块木板的梆子击节成为戏曲的重要基础；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乐队伴奏，也是近现代的产物。
《陋室铭》云：“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素琴为独奏，且是自弹自听，丝竹包括琴瑟琵琶箜篌笙笛箫竽等等，一般都是为了合奏。“滥竽充数”出自《韩非子》，其中说：“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以如此豪华阵容来演奏音乐，也只有帝王才能享受得起。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说：“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古人想听点音乐绝对是一种奢望，即使帝王将相，也不是想听就听，必须请来乐师现场演奏，能听的曲子可能也就那几首。“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二
工业革命对人类文明有一个最根本的改变，那是将一切奢侈品都变成了大众日用品，这其中就包括音乐。西方音乐革命其实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因为标准钢琴被发明出来了。
钢琴在音乐中的地位就如同车床相对于机器；准确地说，它就是一件音乐机器。钢琴这种工业制造品在实现了标准化大批量流水线生产的同时，也实现音乐的标准化。以钢琴为中心，加上五线谱的大量印刷，音乐迅速摆脱宗教的束缚，进入一个无比繁荣的世俗时代。在18-19世纪的欧洲，音乐受到大众宗教般的崇拜，音乐厅取代教堂成为每个现代城市的新标志。
这个音乐的黄金时代与启蒙运动发生在同一时空，天才般的音乐家与先知般的启蒙思想家一样，如群星灿烂，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如莫扎特、菲尔德、肖邦、舒曼、舒伯特、门德尔松、李斯特、帕格尼尼、柏辽兹、柴可夫斯基、海顿、德彪西、罗西尼、威尔第、瓦格纳等等。在人们眼中，贝多芬完全可以“与上帝平起平坐”。
今天，我们把他们黄钟大吕的音乐称为古典音乐，遍及全世界各大城市（包括中国）的音乐厅雍容华贵，无一例外也都是为它们而存在，新年音乐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节日。与古典音乐相对，现代流行音乐其实主要是指流行歌曲，它们只能在嘈杂的车载电台、街头路边或体育场里演出。直到今天，人们对待古典音乐的态度仍然是庄重严肃的、郑重其事的。
事实上，古典音乐从诞生之时起，依旧属于奢侈品，或者说是大众奢侈品。在爱迪生之前，音乐只能聆听现场演奏。每逢音乐会，人们一定要盛装前往，如同去教堂礼拜一样。音乐革命的贡献在于，音乐从贵族垄断走向商业化，面向社会开放的音乐厅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从而实现了对大众的音乐启蒙。
在19世纪，钢琴在富裕中产阶级的客厅占有最显赫的位置。在此之前，这个位置属于壁炉；进入20世纪，这个位置又先后被留声机、收音机和电视机取代。
从钢琴到电视的变迁，也代表了音乐从一种古典精英文化被逐步大众化和娱乐化的过程。
在一个多世纪里，古典音乐仍保留了人工演奏、现场聆听的传统音乐接受方式，但随着声音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出现，音乐就彻底变成一种声音，或者是声音的一种，可以被任意记录、复制、剪辑和传递，演奏和聆听变成毫无关联的两部分。从表面说，音乐因此丧失了仪式感；在深层上，音乐已经蜕变成一种机器产品，可以被机器（唱机）不断生产、复制，想听就听，随时随地。音乐一旦被复制，就如同书籍被出版，便与原先的作者失去了直接关系，甚至作者是否健在都对音乐毫无影响。
在电影《海上钢琴师》中，“”不仅拒绝将他的音乐制作成唱片，甚至拒绝踏上陆地，他最后选择了与他出生的轮船一起沉没。这部电影之所以感动了很多人，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它以这种决绝的方式描述了古典音乐的传统魅力。
人们常说，音乐是灵魂的声音，这在很大程度其实是对古典音乐而言的。相比现代流行歌曲，古典音乐更加依赖纯粹的音乐形式，它的内涵也更加含蓄和丰富。但遗憾的是，大众文化天生就反对复杂的、有门槛的东西，所以现代压倒古典，直白的歌曲取代婉转的音乐，这种娱乐至死的时代走向是无法改变的。
只不过，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代表雅和俗两个审美方向，互相也不见得可以取代，也并不矛盾和对立。流行音乐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但它并不排斥古典音乐这个“非主流”。
三
我生长在一个远离城市的乡村，在18岁之前，我的生活范围几乎从没有超出过我的步行距离。我最先见到的是收音机，后来是电唱机，再后来是电视机和录音机。这些洋戏匣子在农村都属于超级奢侈品，一般人家根本买不起。我只是从村里一些当官人家里才见过几次，摸都不敢摸。
《百年孤独》用这样一句话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十二岁上初中，我第一次见到风琴，我的音乐老师很年轻，他留着新烫的长发，穿着熨得笔直的喇叭裤，弹着这架四面漏气的脚踏板风琴，教我们唱“桑塔露琪亚”，我是全班唱得最欢的那一个。
我的童年是在“革命歌曲”中度过的，直到进入八十年代，才第一次听到真正的音乐。我后来惊讶地发现，我所有的音乐启蒙几乎都来自村里高杆上的那只大喇叭。
当时，中国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大喇叭。我们村的大喇叭树立在山坡上，早上天不亮就响起《东方红》，比鸡叫都准时，直到傍晚鸡上了架，喇叭才在《国际歌》中停歇。这个大喇叭其实全村人的公共收音机，一天到晚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午主要是歌曲和戏曲，中午是小说连播和电影录音剪辑，下午是相声和儿童节目（“小喇叭”），以及西洋音乐节目。
那时候农村人对娃娃念书都不当回事。我们上学纯属是为了玩耍，前晌在学校上课，后晌自习就早早溜回家，一般都是和爹娘在地里干活。我就这样在地里抡着锄头，听了好几年古典音乐节目。书没念好，地也没锄好，反倒对古典音乐听得入了迷。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做什么，都离不开音乐。
那年冬天，我在煤场打了几个月蜂窝煤，年底工资发下来，我壮着胆买了一台单卡双喇叭收录机，这是我第一次给自己买东西，花了整整一个月工资，算是平生第一件奢侈品。爹娘知道后竟然没有骂我，只是担心录音机很费电池，知道是交直流两用，他们就放心了。当时磁带很贵，我们镇上能卖到的磁带也很少。在后来大半年里，我总共只有两盒磁带：一盒是荷东（美国迪斯科流行歌曲）；一盒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我特别喜欢其中大提琴演奏的《天鹅》。
中专时住校，一个宿舍里就数我年龄小，也数我家最穷，但只有我有收录机；大家每天都是在我的音乐声中起床、吃饭、睡觉。其实我的收录机也是全班的唯一，经常有同学不知从哪里借来磁带，然后找我借录音机。因为我的录音机，周末晚上教室里总有迪斯科舞会。
北方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九月刚开学，白杨树的叶子便已经落尽。周日午后，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校园，突然听到操场的大喇叭里传来一段钢琴曲。我的身子当时就定住了，一曲未了，就感觉泪眼模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私语》。
毕业离校那天，我背着行李，听到卡拉扬去世的消息。
在北京转车，和几个同学顺便去八达岭玩。在山脚下，有一个美国中学生交响乐团在露天演出。我站在那里看了大半天；要不是同学死拉硬拽，我连长城都不想爬。这是我在村里大喇叭上听了多年西洋音乐之后，平生第一次亲耳听到现场演奏，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西洋乐器的真容，那种震撼给我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
四
长大意味着自由。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先是买磁带，后来买CD，以至于变成了囤积狂，几个书架都不够用。手头稍微宽裕，我最先购置的便是音响。从录音机到CD机，我不知买过多少个。在我漂泊的那段时期，北京的出租屋和深圳的出租屋里，各自都有一整套的音响。
音乐听多了，人便对声音越来越敏感。中国古人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一般是“丝”指弦乐，“竹”指管乐，“肉”当然是指人声了。古代没有声音处理技术，人能听到的都是自然声音——吹拉弹唱。
声音在一定的空间传播，要想好听，必须大小合适，高低音分明，并有一定的回响，因此，这个空间最好是在一定的密闭空间；简单点说，音乐在室内比室外更悦耳。现代拾音设备（话筒）和专业录音棚大大提高了自然声音的美感，而以扩音为主的音响系统更是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也就是说，现代人听到的音乐几乎全部都是经过反复美化和加工的人工音乐，这就如同相机的美颜功能，带来的体验已经远远超越传统的自然声音。
当然，同一首曲子在不同的音响上播放，效果的差异就像是同一首乐曲由不同乐队演奏。好的音响价格不菲，但价格昂贵的音响却不一定就能给你满意的听音效果。
如果说音响属于家电的一种，那么它一定是家电中知识含量最高而又主观性最强的商品。冰箱看制冷，电视看色彩，买音响是为了听音乐。不同的乐曲和不同的音质信号自然会带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电路设计和元器件也会导致不同的信号变化，而声音的传播又受空间影响：喇叭是小空间，音箱是中空间，房间是大空间，然后再由耳朵接受还原；声音在这些空间传播过程中，被反复放大、反射、回弹、压缩、还原，每一个环节都会造成变形和扭曲，或美化或恶化。
不同听者或同一听者在不同时间也会有不同感受。一首曲子，第一次听与第一百次听，感受绝对是不同的，所谓“久居兰室不闻其香，久居鲍市不闻其臭”。有时候，第一次听时惊为仙乐，三月不知肉味，但听多了却感到厌倦；相反，有的曲子刚开始听一般，后来越听越有味道。所以，听音乐是很主观的事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不同心境下自有不同感受。
这些年，我不知买过多少音响，其中一对落地音箱跟随我辗转几个城市，说起来已有将近三十年了。去年换了功放后，一直感觉这对老爷箱音质浑浊，想扔掉又舍不得，便在网上买了几只惠威喇叭。我以为是喇叭胶圈老化，想换个喇叭就行；等取下喇叭，打开音箱，才发现里面的隔音棉都已经老化成粉末了。在音箱中，隔音棉起到过滤和迟滞声波的作用，对低音的影响尤其关键。等我换了新隔音棉，这对老音箱的音质马上完美如初。
这次意外的发现启发了我，让我多少有了经验。还有几只不错的喇叭，再加上对声音的痴迷和技术好奇心，我最终决定自己动手，看看能否做个书架箱。
五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初冬十一月，关中天气总会特别好。窗外阳光充足，这让我觉得坐在书房看书实在有些暴殄天物。所以每年这时候，我都要放下书，做一段时间手工。前年这时节，我在书房做了一个超大的书架。面对这个书架，我一直觉得缺一对书架箱，这次正好可以自己做。
为了做音箱，我买了一大堆东西。以前买音响配件，总是要跑到城郊的家电城批发市场，有时转了半天也找不到东西。现在网购非常方便，也非常便宜。一套不错的电烙铁加上焊锡松香，也不过二十多元；至于自攻螺钉、螺丝刀之类的工具，更是应有尽有。我给手钻买了一套电锯头和磨头后，切割木板和打磨也更加顺手方便了。
买东西花不了多少钱，动手也不是很难，关键在于要买什么东西，以及动手做什么，这是一件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事情。拿一只喇叭来说，牵扯一系列技术规格，如阻抗、功率、灵敏度等，单单功率就在不同商家那里有不同说法，诸如额定功率、最大功率、音乐功率等。不同的喇叭需要匹配不同体积的音箱，而音箱的内部结构也有很多种，倒相孔有大致的参考，隔音棉的处理则要完全凭试听经验。
对一套音响系统来说，包括音源、功放和音箱三大部分，我在折腾了三个多月后，才找到了一台中意的甲级功放。在这三个月里，我前后买了七八台功放，试听几天后都退货了。一台胆机功放动辄十几斤，退货也是实在不得已。想想一台功放存在瑕疵，比如底噪（电流的刺啦声）很明显，每次听音乐都要忍受噪音，也是令人沮丧。
到了元旦前，西安突然封城，网上买不成东西，偶尔无聊中打开了咸鱼，这是一个网上跳蚤市场。也可能是我买功放比较多，咸鱼自动推送的全是各种功放。就这样，我从本地发烧友老张手里买到了一台不错的功放。
喜欢音响的人常常被称为发烧友，这是因为功放工作时一般都会发热，尤其是电子管（胆机）更是烧得烫手。老张从年轻时就发烧，算得上是一位资深发烧友，家里还有一个专门的听音室。我在他的听音室里听了一下午音乐，喝了他三壶茶，临别时他还又送了我一台前级。
有了满意的功放，就像三条腿的凳子有了一条腿做基准，接下来就是音源和音箱。
这时，我又在咸鱼上以废品的价格淘到了一台落地收音机，是宝鸡长岭机器厂年生产的老式电子管，还带有唱机。我从里面打扫出来的尘土能有二斤，真如同出土文物一般。更换过保险丝后，机器便通了电。换了新唱头后，电唱机也是正常的。在机箱里还发现了一大摞薄膜老唱片，都是苏小明、沈小岑、蒋大为他们的老歌，算是一个意外惊喜。
里里外外重新整理之后，又给它换了新的音箱线和喇叭布。两个8寸老环球喇叭，加上新蓝牙，放在书房一角，听着醇厚的老歌从这台老收音机里传出来，那感觉真是美不胜收。
实际上，用这台老爷机收听电台节目的效果并不好。电子管极其古老，现在仍是发烧友的最爱，但以前缺乏理想的音源；无论是中波信号还是薄膜唱机，都谈不上什么音质。网络为音乐提供了一个近乎无限的资源库，人们再也不需要买唱片买磁带了，想要获得更好音源，只需要加个像样点的解码器即可，有些电脑自带的声卡也不错。相比电脑高品质音源，传统的黑胶唱机则是另一种风格。如果说音乐和声音是一种审美，那么精致与古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美。
正如在数码相机无所不在的今天，照样有人执迷于胶卷摄影。在一个一切都被数字化的时代，黑胶的生命力在于它仍保留着最原始的音乐韵味，它的模拟格式虽不完美，但却赋予音乐尤其是人声以特有的温度。
六
因为进入现代较早，西方社会从爱迪生始，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黑胶时代。除过电台，黑胶唱机几乎是普通人在家中听音乐的唯一方式。尤其对六十年代成年的婴儿潮一代，黑胶创造了一个梦幻般的音乐大繁荣时代，摇滚、爵士和乡村音乐等风靡一时，至今仍留下许多关于白金唱片的神奇往事。
到了七八十年，电子管逐渐被晶体管取代。录音机尤其是小型“随身听”的出现，硕大无朋的黑胶被廉价小巧的卡带取代。后者搭载有喇叭或音箱，可以直接播放，完全省却了笨重的功放和音箱。刚刚开放的中国从此与世界同步，从录音机到CD、VCD和DVD，华语流行音乐在此期间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
随着西方婴儿潮一代纷纷老去，他们年轻时珍藏囤积的大量黑胶唱片变成无人继承的“遗产”，所幸这些“洋垃圾”在中国发现了“新大陆”。对中国音乐迷来说，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黑胶时代。就如同咖啡一样，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黑胶都带给人们一种新奇的异域感和怀旧的年代感。虽然未开封的新版黑胶唱片常常贵得令人咂舌，但数量巨大的二手黑胶并不比当年的打口CD贵多少，而且人们一般都很爱惜黑胶，这让黑胶唱片的使用寿命远比磁带和CD长得多。
对互联网一代人来说，他们从未经历过短缺时代。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音乐俯拾即是，但近乎免费的音乐并没有让更多的人爱上音乐。这一切正像音乐节目主持人王东所叹息的。
今天，现场去聆听一场音乐会虽然算不得多么奢侈，但相对而言，越来越成熟的音响完全可以满足人们欣赏音乐的愿望。这就如同电视出现以后，越来越多的球迷选择了观看电视直播；实际上，在万人体育场看球体验的是那种狂热的氛围，反而通过电视更能了解足球比赛的每一个细节。
与电视相比，音响属于小众消费品，甚至谈不上什么主流的品牌。有趣的是，生产功放的常常不生产音箱，生产音箱的不生产功放；还有一些在发烧友中颇有口碑的喇叭厂，它们只有喇叭，却不生产音箱。功放与音箱之间，能否匹配离不开相关参数。我吃惊地发现，不同产品标明的规格参数都很随意，甚至常常缺失，也很少有商家像电视机一样提供说明书。
正像烧友老张反复给我说的，音响这东西，不过手就不会了解，只有你亲耳听过，你才知道它对你合适不合适。
大概正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每个发烧友都免不了白花很多冤枉钱。这个“学费”极其高昂，为了一套好音响而倾家荡产的并不少见。很多音响设备价值连城，动辄上万。在一些资深烧友眼中，几万十几万的机器并不算贵，甚至连一条镀金纯银的喇叭线都买不了。最奢侈的发烧其实是专门装修一间听音室，再好的音箱也好不过听音室，就如同再好的相机也好不过摄影棚一样，毕竟房子在中国才是顶级奢侈品。
古人说玩物丧志，音乐能带给人愉悦和享受，但不顾一切代价的沉迷其实大可不必。当我对音响系统的各个环节有所熟悉，也就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要做什么。
音箱制作包括木工和电工两部分。做过书架后，木工工具都已齐备，制作音箱的材料都是我捡的废旧木板。有一个一米长的柜子，被我改造成了连体音箱，装上两个8寸全频喇叭后，效果相当不错，而且放在书架上刚刚好。
七
书房里的书越来越多，去年又添了新书架之后，书房已没有多少空间留给太大的音箱。小音箱的声音比较紧张，音箱大点，喇叭就可以大一些，出来的声音也更加松弛和从容。最后我发现只有飘窗还有很大的空间，足够放下一对10到12寸的大号书架箱。
正在这时，在咸鱼上我认识了一个小烧友。目前，他倾家荡产买装备正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压力，希望我能买他一些东西。虽然他那对15寸全频喇叭对我来说有点过大，但最后我还是接下了。
我收到他从绥德寄来的两只喇叭时，发现巨大的黑色纸盆上落了厚厚一层陕北的黄土，喇叭接线柱上连锡都没上。可见他的学费真是交得不低，让这么好的宝贝放在窑洞里落灰。这对喇叭主打电影音箱，网上评价颇高，但销量有限——价格贵是一方面，更主要是这么大的喇叭，需要的音箱体积极其硕大，除非超大客厅，一般家里不好安放。但实际上，这个喇叭功率并不高，不一定要用很大的箱子，而且普通胆机就可以轻松推动。
有了喇叭，音箱让我犯了难。我自己做的几个音箱都是6寸8寸的，如果做15寸的音箱，无论是板材和制作工艺都要求很高，还要有足够的内部强度。
我画好音箱图纸后，准备在网上定制，然而一番咨询后令人好不泄气。原来，这么大的音箱，必须用厚板材，加上内部加强筋，重量就有几十公斤，体积也非常大。长途运输还要打木架。整个下来价格超贵。在我看来，音响最重要的是功放，正如音箱最重要的是喇叭，我在功放和喇叭上的花费还不及空木箱，这样买珠还椟实在让我有点不甘心。
我突然想到，能否还像上一个书架箱一样，找两个旧柜子旧箱子加以改装。在一定尺寸要求下，想找两个二手箱柜，大概只能碰运气了。我运气真好，果真在咸鱼上找到了两只老樟木箱，尺寸略小，但也足够，类似于定做了。箱子又大又重，我从那个上海老太家里把箱子搬下楼，就已经累得汗湿衣衫。
东西都齐备了，剩下就是按图施工，这就非常容易了。
忙忙碌碌中，年已经过完了，城市仍然半封着，午后的阳台每天都温暖明亮，我慢悠悠地给音箱打孔，安装迷宫，填充隔音棉。为了美观起见，我专门定制了两块面板，都是机器切割打磨的，这倒没有花多少钱。
音箱的木工活干完了，开始安装喇叭。15寸全频喇叭在低音上肯定长袖善舞，但高音就有点勉为其难，我加装了一对高音头。最后接线时，我又给音箱添加了一对陷波器。本来这就算完工了，可我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涂完一层复古绿漆后，这对东拼西凑起来的土炮箱终成正果，虽然还没有听到声音，但仅颜值就足以令我惊艳了。
二月二，龙抬头，天气晴好，我在书房正式试机，那种期待的心情宛若收到自己刚出版的新书。
打开功放，将一张年日版的卡朋特《昔日重来》放在黑胶唱机上，移动唱臂，幽黑的唱片如同老石磨一般开始无声地转动。
声音是音箱的生命，唱针在唱片细密的纹路中滑行，如同岁月转动的年轮。当音乐像泉水一样从巨大的音箱中缓缓流出，我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无可名状的感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自己动手跟直接购买现成音响绝对不是殊途同归。这就如同一步一步登上山顶与脚不沾地坐缆车上去的差别。当生活中的一切都沦为简单的消费和买买买，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活着的乐趣。
阳光下的吊兰已经开花，冲上一杯绿茶，音乐盛满整个书房，似乎要溢出早春的窗外。
我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场景，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安迪打开唱机，播放《费加罗婚礼》中的咏叹调，声音越开越大，安迪微笑着闭上眼睛；天籁般的音乐从空中飘落，肖申克的囚徒们纷纷抬起头，仰望着喇叭出神……
原标题：《杜君立：有音乐，人便不会寂寞——我的书架箱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