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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峰口长城抗战之魂

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全民族的一次精神凝聚与升华作者：山水喜峰口长城抗战，是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国军队战胜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战。是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的最好体现。最近，为了更多了解喜峰口长城抗战，读了萧振瀛的遗著《华北危局纪实》、2OO5年8月民革中央、中国抗战史学主办、中共迁西县委县政府承办的长城抗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国共产党唐山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迁西县历史》（第一卷）、《勿忘冀东十三年》、吴雪杉著的《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台湾《传记文学》编的《十四年：从到》、载于2O2O年第11期《炎黄春秋》董泽龙、李惠兰的文章《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一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大刀进行曲》等书籍和文章，并进行了一些疏理、摘录和思考，是为该文。谈起喜峰口长城抗战，一般大家都会想起这样几个词：国民党、二十九军、大刀进行曲、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但读了上述资料后，深感这些词还远远不能囊括此战所表现出的深邃精神和意义。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全面挖掘、全面深思、全面呈现，批判继承，警钟长鸣。一支有军魂的部队一一二十九军的缔造者、锻造者和支撑者，为喜峰口长城抗战的胜利筑牢了坚实基础要真正深入了解长城抗战的因由、精神和意义，要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参与抗战的精英开始。一个时代的重大事件，离不开一两个或一批人物，或领袖，或伟人，或英雄。喜峰口长城抗战就离不开这样一批人，他们是二十九军的军魂凝聚者。二十九军的缔造者萧振瀛——能把持大势与大义的人。萧振瀛，字仙阁，年5月2日生。年秋应李鸣锺之邀去绥远，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年被任命为西安市长兼四方面军军法处长。年蒋介石发动“四—二”反革命政变，西安亦有三千余进步青年被捕。当时萧被委以审理此案，萧自行决断将爱国青年全部释放。虽冯玉祥究竟如何处置尚未可知，但足见萧的正义、进步和超级胆魄！年夏，蒋、冯、阎、桂中原大战，西北军解体。张学良受蒋介石委托主持华北军政，处理冯、阎善后。经萧振瀛努力，在南京费时三个月，两次拜见蒋介石，最终张学良将该部队编为东北边防陆军第三军，任命宋哲元为军长，萧任总参议兼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代表和军法处长。年此部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这就是二十九军的来历。何基沣将军说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缔造者”。官兵也一致认为，组建二十九军，萧为首功。二十九军的锻造者宋哲元和他训练有素的部队。宋哲元（一年），字明轩，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宋哲元政治倾向鲜明。他曾说“外寇日急，国家人民如置砧俎，生死存亡迫在眉睫。现下外寇侵略我们的土地，压迫我们民众，像这样的危急关头，实在是从来所未有，也就是我们最痛心的事，应该齐起努力救国。”“我们要想救国，就应该维持中国固有的道德”，宋在军中灌输“孝悌忠义礼仪廉耻”的“八德”思想，应“先从忠孝二字着手”，“忠字本不限于君。忠于朋友，忠于人民，忠于职务，忠于国家，皆为之忠。”这种儒家忠义的精神深植宋哲元的内心，为以后的英勇抗战打下了精神基础。宋哲元识大局，主正义。他参加了北伐和五原誓师，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大批党员在西北军中工作，对他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蒋、张曾想调他去打红军，许以安徽省主席的职位，而他提出了“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以此拒绝二十九军南调。他是当时极少数没和红军打过仗的军长。宋哲元十分重视用爱国主义思想治军。士兵起床要唱起床歌，吃饭要唱吃饭歌，睡觉要唱睡觉歌，歌词都是具有爱国主义含义的。在每日朝会出操时必有对话，以期官兵记住终要收复东三省。每到重大国耻日(如“二十ー条”签订日)，官兵所食干粮上都扣上红色“勿忘国耻”的印章，并经常讲解国耻原由。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使士兵心里都深深埋下了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宋哲元特别注重日常练兵，锻造一支生龙活虎的队伍。整编后，部队的装备十分落后，宋哲元部队自己锻造大刀，请武师训练，以便和敌人近战搏斗时发挥作用。此外官兵还要经受攀杠、跨越和急行军等训练，熟练掌握武功。二十九军战士个个身体灵活，素有飞毛腿的雅号。经过两年多的调整和训练，到年二十九军已成为一支充满爱国主义热情而又能征善战的劲旅。二十九军的支撑者——几位有勇有谋的将领。从长城抗战及以后战役战斗相关将领的表现中，更不难理解为什么二十九军喜峰口长城抗战能有大捷！张自忠，长城抗战中任前敌总指挥。年至O年，先后参与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O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冯治安，曾任冯玉祥部学兵营长。长城抗战中任前敌副总指挥。后历任国民革命29军37师师长、国民革命军77军军长、国民革命军33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卢沟桥事变后，指挥37师与日军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战斗，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帷幕。赵登禹，一直是宋哲元的部下，勇敢善战，曾多次负伤。喜峰口长城抗战中，任29军37师旅旅长。负伤后仍在前线指挥。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南苑之战中，他持刀督战，被日军机枪打在胸部，英勇殉职。王治邦，字润民，宿州市人。15岁到山东当兵，不久转入冯玉祥所率部队。曾任冯部督办处手枪团团长，听过李大钊等人宣传革命的演讲，后任二十九军旅旅长。喜峰口长城抗战中战功卓著，后滦州一战，更使他名声大震，以一旅杀退八个师团的日军。何基沣，在长城抗战中以战功升为11O旅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后，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指挥驻军顽强抵抗。以机智顽强的作战赢得时人赞誉，成为一代抗日名将。年春秘密赴延安，年1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8年11月，同张克侠一起率领国民党第77军和第59军共两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驻地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贡献。当然，还有无数出类拔萃的各层次将领和官兵，他们用血肉之躯象一块块砖石一样筑起了一道新的有灵魂的坚固长城！二十九军主要将领，前排左起:张维藩、张自忠、宋哲元、刘汝明、石友三，后排左起:郑大章、冯治安、赵登禹、佟麟阁长城抗战前二十九军官兵的精神状态——箭在弦上，骨子里的力量年的“九·一八”事变，使二十九军官兵群情激奋，众将合议后，决定通电国民政府，请缨抗战。电文拟出，总参议萧振瀛阅后，加写“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句。自此，这句话不仅成了二十九军的抗战口号，也成了全中国人民鼓舞抗日热情、坚定抗日决心的口号。年2月，宋哲元在答新闻记者问中表示，“将士有誓死报国决心，余亦以战死沙场自勉”，通过报界向全国人民表达了抗日的决心。疯狂的日军在侵占热河之后，更强烈地刺激了位于前线的二十九军官兵。宋哲元说“我军抱定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之决心应战。兄弟曾谕全部士兵为保存中华民族精神，尽军人捍卫国家、保护人民之责任，大家都须在前方作一个牺牲者、而不必在后方作一个成功者，故全军都抱必死之心，以肉躯热血御敌人之飞机大炮。”这种基于民族大义的共同的爱国情感，强化了抗曰的决心，并在军队内形成了一致的心理状态。张自忠曾对冯治安、赵登禹表明自己的抗战决心:“人生在世，怎么都是死，打日本鬼子死了，这才死得其所。”由此可见，在国家利益面前，以宋哲元、萧振瀛为首的二十九路军逐渐从军阀混战的困惑中解脱出来，产生了更高的精神境界，不惜牺牲集团利益和个人的生命去实现中国人民抗日的目标。这样一支官兵精神振奋、团结一心、敢于向死而生的部队岂能没有顽强的战斗力呢？！宋哲元南苑阅兵喜峰口长城抗战过程——血肉长城，钢铁的意志，有勇有谋的智慧，兵民结合的壮举，民族精神的脊梁日本占领东北后，为进一步扩大侵略，于年1月1日，开始进攻“榆关”。国民革命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正式开始。3日榆被占。2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热河。3月4日晨，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离承德。日军以两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的兵力，计划从义院口、冷口、喜峰口等地分别进攻长城关隘，进而占领华北。国民党政府部署17个军约20万人，依托长城阻击日军。3月9日，日军两个旅团的先遣队联合进犯喜峰口，当日傍晚，占领了喜峰口长城一线北侧山头及董家口一带。适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赶来接防的先头部队到达喜峰口，立即投入战斗。在这次遭遇战中敌我双方激战一夜，拉开了与日军血战的序幕。3月10日晨，二十九军主力先后到达滦阳城(今迁西西北)。11日晨，日军向喜峰口全线进攻。日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一度占领西侧高地。经赵登禹、王治邦两旅长率队组织反攻白刃肉博数次，终于将敌人击退，复将该山头占领。当晚日军龟缩不出，日军在喜峰口不可一世的骄横气焰第一次被挫败。当夜11时，在喜峰口农民关仁景和于连贵的带领下，赵登禹旅长率两个团为一路，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地之日军；佟泽光旅长率另两个团为另一路，从右翼出董家口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地之日军。王治邦旅长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即从正面出击。12日拂晓，部队分别抵达日军骑兵阵地和炮兵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熟睡之机，手持大刀猛砍、猛杀，并将日军阵地的火炮和辎重、粮秣炸毁、烧尽。驻老婆山的日军闻讯后，立即赶来救援，于是双方在暗夜中混战。这时，从右翼出击的佟泽光旅赶来增援；担任正面策应任务的王治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高地。在赵、佟二旅合击下，终于将日军击退，夜袭部队由原路胜利返回。此战毙伤日军六七百人，打死日军植田支队长，破坏野炮18门；二十九军亦伤亡副团长以下军官14人。日军受到这次打击后，暂时停止了对喜峰口附近的攻击。喜峰口一带的战事，从9日开始，经过七昼夜激战，以二十九军取得喜峰口两侧阵地攻击战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长城抗战前的燎原之火，民族精神基因的燃烧长城抗战之前，国内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热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的侵略，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为几年来前所未见。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给予日本经济侵略相当严重的打击。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从9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由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11月学生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从年10月开始，在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较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马占山等。他们领导的斗争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对东北抗日斗争一度发生重要的影响，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又发动了向闸北区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结果日军损伤1万余人，使其未能实现速战速决的美梦。但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对一二八事变提出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于5月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护停战协定》。停战协定传出后，遭到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抗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在通电中反对这一协定。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尖锐化，使城市的抗日救国运动沸腾起来。一些本来支持或不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也发生了变化。商办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甘冒风险，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东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天津的《大公报》也发表主张抗日的评论。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对日本的侵略实行退让，劝告蒋介石等人改变不抵抗政策，否则，“异日即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这种形势为二十九军长城抗战增加了强大的力量源泉。长城抗战中当地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大敌当前，匹夫有责，血肉长城，全民筑就长城抗战期间，全国人民为二十九军纷纷捐款、捐物，并组织各种团体赴前线慰问官兵。这对正在奋勇抗战的爱国官兵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此外，唐山各界群众还以其他方式积极支援长城抗战。开滦林西矿工人自动组织义务修械团，携带工具设备奔赴抗日前线，为部队抢修枪械。还有一些工人投身抗日义勇军，直接参加或配合长城抗战。迁安县西部(今迁西县)团、彭庄、潵河桥、路庄、汉儿庄一带以及遵化县罗文峪等地的群众不分昼夜地帮助部队挖战壕、修工事，全力投入战前准备。仅路庄一村就有20人不分昼夜(多在夜间)在附近的大山及丘岭挖战壕，两个月间，在坚硬的山梁上挖成宽2.3米、深1.7米的战壕15公里；全村卸下门板多块，砍倒大量栗树，用于修建掩体和设置鹿砦。为让部队有更多时间备战，村里还专门派人在前沿阵地为部队搬运物资。在战斗过程中，当地人民群众不惧危险给前沿部队送水送饭、抬伤员，并协助打扫战场。也有的农民火线参军，直接参加保卫家乡的战斗。遵化省立五中的一些学生也赴罗文峪与二十九军官兵并肩战斗。长城抗战打响后，中共迁安县委成立自卫团积极参予抗战。自卫团按照二十九军的统一部署，在滦河以东警戒放哨，传递情报，拉上前线配合二十九军作战。国难当头，一些开明地主士绅以民族大义为重，捐款、捐物、捐枪支援和参加长城抗战。喜峰口地主石维周，将家存枪支送至第二十九军，并从军参战。汉儿庄民团团佐蔡老品多次为抗日部队提供情报、带路，并亲率民团参战。新闻與论等文化界的强烈反响——大刀进行曲唱响全国，民族精神的精炼表达长城抗战前后，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各种艺术和新闻媒体发挥了重要的推泼助澜的作用。在年1月至2月的《大公报》，可以连续看到这样的题目，《究竟忍受到什么地步》、《政府示最后決心之时至矣》、《当局误国至何地步》，等等。进步知识分子，抑或是普通民众都在心底发出这样的呐喊：“政府所谓长期的抗日之决心，等于无限的弃土之表示。势恐举国哗然，将诘问政府，毕竟欲误国至何地步而后已也!”。对二十九军抗战的赞许则是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致电宋哲元：“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3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宋哲元部血战长城》，文中称“在此艰难困苦中，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何香凝先生一连作了好几首诗，赞扬29军的战绩，其中一首就是《颂五百大刀队》。《大刀进行曲》的诞生，更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心情。由于该救亡歌曲脍炙人口，很快获得广泛认同和传唱。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上还出现很多绘画作品。如年4月《时事月报》上刊登了一幅插画，描绘了一个巨人般的战士紧握步枪，正要迈出脚步，跨过低矮的城墙冲向前方。作品标题揭示出画面含义：“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国家的悲哀一一长城抗战的失败过程充分说明，大大小小当权者的一己之私是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本性原因喜峰口长城抗战，到3月14日，二十九军扭转了正面战场被动的局面。但之后又很快进入胶着状态。进入四月初，日军从长城防线右翼商震部第二十三军防守的冷口攻入。4月11日，“忽有敌一部抄至我左翼”，喜峰口守军前后受敌。13日，“敌仍以炮火、飞机向我阵地猛力轰炸，我阵地被毁殆尽”。二十九军势孤不支，不得不按照军分会的要求“放弃喜峰口、冷口”，“忍泪撤退”。撤至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到22日，日军已进至三河附近，并逼近通州、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北平已无险可守，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在进行局部抵抗的同时，已秘密谋求通过交涉达成对日妥协。4月中旬，中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开始。5月31日在塘沽正式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的签订，暂时结束了自山海关抵抗以来长达5个月的长城抗战。然而日军从此在长城各口设置了有利据点，并在长城以南的冀东及北平的辽阔地带建立起了一个“缓冲地域”，迫使中国军队“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亦不得有挑衅扰乱之行为”。这样，华北实际已门户洞开。长城抗战的胜利一一值得永远铭记和发扬的民族精神，惨痛的失败——值得长鸣的警钟长城抗战有胜利的喜悦，但更有失败的惨痛。胜利与失败从正反两方面都说明了一些同一的道理，民族精神需要国家的支撑，政党的正确引领，否则，民族精神就得不到凝聚和释放强大的力量。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永世警钟长鸣。1、军队必有军魂，否则与污合之众无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无声无息撤到华北和西北。日军进攻热河，汤玉麟部未放一枪一炮弃城逃跑，有的开城迎接，成为伪军。热河失守后，日军进逼喜峰口等长城沿线各口，万福麟未出几招就失守长城，二十九军请缨被获准奔赴喜峰口，并用大刀片夺回机械化武装起来的日军已占领的阵地。这一切证明，军队能不能打胜仗，有没有军魂是重要条件。所谓军魂，一要有信得过的领导核心，二要有思想，三要有担当精神，四要有战斗力。2、国家意志是民族精神和力量得以实现、形成国家力量、国家形象的根基。当一个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时，无论“国人”多么群情激愤、热血费腾、浑身力量，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无动于衷或做出错误决策，民众乃至军队的一切热情与能量都是徒劳。3、中华民族精神是内化于全民族各阶层各界各色人等骨子里的基因。爱国爱家爱人；不畏强权，砖石“长城”挡不住的力量，血肉长城敢于抵挡；坚韧不拔，愚公移山，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4、中华民族必有一个政治主张正确的政党。长城抗战中，代表国家的所谓党，所谓国家权力，所谓军，代表了人民利益时就胜利，代表了团体和个人私利就失败，这是铁的事实。5、国难当前，民必同心。中华民族最善于求大同，存小议。一旦有国难或外侵，无论哪个阶级，无论哪个阶层，哪个团体，大多数人都会迅速内聚，放弃身份，放弃利益，为了消除国难或抗击共同的敌人而出力，并且为了应对共同的国难和外侵会表现出超常的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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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西县文联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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