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华
一、引言
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万里长城和避暑山庄是两项与游牧民族有关的古迹，在中国民族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早已分别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有关万里长城的研究已经很多。早在年W.盖尔出版了《中国长城》[1]，同名著作不断涌现。年R.西尔弗伯格《漫长的边墙》[2]指出长城乃“世界上最长的墓地”，大约埋葬了四十万人。年林慰《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3]阐述了长城意义的转变过程，获到了普遍的好评，堪称长城研究的经典之作。
在国内长城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最近的有关研究如雨后春笋。《中国长城百科全书》[4]被认为是长城研究的一座里程碑。有关避暑山庄的研究也不少。年斯文赫定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帝城热河》[5]，揭开了避暑山庄研究的序幕。年何伟亚《怀柔远人》[6]对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节马嘎尔尼事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是近年来有关避暑山庄研究的力作。，，年在承德相继召开过三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讨。
另一方面游牧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也是经久不衰的学术课题。年拉铁摩尔《中国的内亚边疆》[7]首先对此进行了系统探讨。罗莎比《从到现在的中国与内亚》[8]（），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9]（），柯斯莫《古代中国及其敌人：东亚史上游牧政权的兴起》[10]()都是颇获好评的学术著作，但都没有研究避暑山庄。
其实避暑山庄建成时，“边疆”变得不再危险，“长城”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敌人”变成了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避暑山庄在中国民族史上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模式主要有四种：以防御和隔离为主的长城模式，崇尚和平的和亲模式，崇尚战争的征伐模式，以欢迎和怀柔为主的山庄模式。本文对这四种模式进行了初步比较研究，发现征伐不如和亲，欢迎胜过防御。
[1]Geil,W.E:TheGreatWallofChina,NewYork,.
[2]Silverberg,R:TheLongRampart,Philadelphia,.
[3]WaldronArthur:TheGreatWallofChina:fromhistorytomyth,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4]中国长城学会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5]SvenHedin:Jehol,CityoftheEmperor,London,.
[6]JamesL.Hevia:CherishingMenfromAfar,DukeUniversityPress,.
[7]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Boston.
[8]M.Rossabi:ChinaandInnerAsiafromtothePresentDay,London.
[9]T.J.Barfield:ThePerilousFrontier:NomadicEmpiresandChina,Blackwell.
[10]NicolaDiCosmo：AncientChinaandItsEnemies:theRiseofNomadicPowerinEastAsianHistory.
二、三代有道无长城
生活于宋元之际深受汉文化影响又通晓游牧民族传统的郝经写过一首意味深长的《古长城吟》：“长城万里长，半是秦人骨。一从饮河复饮江，长城更无饮马窟。金人又筑三道城，城南尽是金人骨。君不见，城头落日风沙黄，北人长笑南人哭。为告后人休筑城，三代有道无长城”。诚然，夏商周三代有“道”之时不曾修长城，长城始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
何时修长城？何时应该修长城？这是两个问题，前者已大体清楚，后者却仍然十分含糊。一般认为万里长城始于秦代，终于明朝，又可称之为秦始皇长城或万历长城。秦始皇长城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1]。齐、楚、魏、赵、韩、燕都筑过长短不同的边墙或长城，但都没有免于灭亡的命运。秦始皇认为扫平六国是“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碣石铭》云：“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他毁短墙，修长城。《史记·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暴师於外十余年，居上郡”。从秦始皇30年北伐匈奴至37年秦二世赐蒙恬、扶苏死仅八年，这是正史上记载大规模修长城时间最长的一次。秦始皇、蒙恬死后不久秦王朝也灭亡了，长城不了了之。
现存的长城主要是明代所修[2]。永乐大帝“五出三犁”，使蒙古处于“黑暗时代”。永乐死后明朝军事优势逐渐丧失，开始筑城防御蒙古,逐渐形成了九边防御系统。“俺答封贡”，与蒙古达成“隆庆和议”之后，明朝并没有放松警惕。虽然朝廷没有号召大规模修筑长城，但有关是否修筑长城或边墙的争论十分激烈。各地守将不约而同加修长城，巩固九边防御体系。因此，明代长城开工之日难以确考，也没有完工之时，主要修于万历年间。
除秦和明王朝之外，汉与隋王朝亦大规模修过长城。白登之围和解，汉匈建立了和亲关系。文景之治后，武帝时代有了北伐匈奴的实力。作为北伐战略的组成部分，汉武帝命令修复部分故塞，并将长城修到了罗布泊。汉代长城史称边塞，并不连贯，没有明确的修筑年代，主要修筑于汉武帝时代，可以看作为战略进攻的据点[3]。
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修筑长城的记载比较清楚。《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六年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炀帝纪》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六、七”。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资治通鉴》卷—中有类似记载，总共修长城不过数月，似有把修长城当儿戏之嫌。
由此可见，中央王朝修长城的历史是不连续而短暂的：有明确记载的历史不超过十年，总共不过百年。这意味着长城有开工之日，无完工之时。秦长城、汉长城、隋长城、明长城都是未完成的工程，只有在某些地图或某些人的心中是连成一线的。当中央王朝强大时，不用修长城。秦皇汉武时代，匈奴望风而逃，武帝想御驾亲征却找不着对手。当中央王朝腐败和软弱时，修长城也没用。明朝末年，内外交困，长城当然不可能抵御满族入关。因此，每个朝代都可能修长城，但没有一个朝代应该修长城。
长城修在何处？长城应该修在何处？前者已大体清楚，后者亦十分含糊。调查研究表明：北到呼伦贝尔，南至南阳宝天曼，东到鸭绿江边，西至罗布泊，均有长城遗址存在。所谓长城地带涉及大半个中国，其核心地区主要是内蒙古草原和黄土高原。长城，一般认为是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但在历史上它却变化不定。秦汉长城凭借阴山和黄河天险，主要筑在蒙古草原，曾一度延伸到罗布泊。永乐以后先后放弃了大宁卫、东胜卫，明长城主要筑于黄土高原，并且从山海关扩展到鸭绿江。蒙古草原上的长城习称外长城，黄土高原上的长城习称内长城，内外长城之间相距数百乃至千公里不等。
有人主张长城应该修在草原上。秦始皇时代蒙恬轻易却胡千里，收复河南地，可以在草原上修筑长城。汉武帝大举北伐，将匈奴驱赶到了漠北，使得蒙古草原上部分地区千里无人烟。在远离中原的边远草原上修筑长城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是易攻而难守。没有证据表明草原上的长城起过什么防御作用。金代修筑在东蒙古草原上的长城仍若隐若现，象一串坟墓，不可能阻挡游牧骑兵的南下。因此草原上是不宜筑长城的。明代日趋软弱，放弃河套，开始在黄土高原修筑长城。这意味着公开放弃水草丰美的蒙古大草原，漠南蒙古得以发展壮大。内长城虽然靠近中原，也非易守难攻。因为拆长城总比建长城容易。也先在长城附近活捉了明英宗，俺答汗席卷京城，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将长城修在黄土高原，除了一样的劳民伤财之外，起不了其它作用。
位于崇山峻岭或悬崖绝壁的长城，只有观赏价值，没有防御意义。在草原和中原之间有无数的坦途供游牧骑兵来回出入。长城修在蒙古草原是易攻难守，劳民伤财；修在黄土高原也是劳民伤财，难守易攻。崇山峻岭不用修长城，平原坦途修长城也没用。虽然处处可以修长城，但没有一处应该修长城。长城就好比人体内的血栓，出现在何处都是无益于健康。
何人修长城？何人主张修长城？历史上明确主张修长城的人并不多，反对的人倒是不少。没有人因修长城而名传青史，大都是被迫修长城。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万历时代曾大规模修过长城，唯有隋炀帝杨广留下了赞颂长城的诗篇《饮马长城窟行》：“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秦始皇是因恐惧而命令修长城，蒙恬是遵命筑长城，公子扶苏是被贬监筑长城，城旦是被罚筑长城，老百姓都是被迫修长城。正如顾炎武所云：“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有长城之筑”。[4]秦始皇未睹长城的完工而暴亡。蒙恬临死之际深切悔悟：“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5]司马迁认为蒙恬之罪在于劳民伤财，阿意兴功，与地脉无关。老百姓留下了《长城民谣》和孟姜女的传说，千古传颂。“筑土筑人一万里”，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的诗篇诉说长城的苦难。
尽管如此，修长城的动议历朝历代都有人提出。北魏中书监高闾的建议比较典型：“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6]实际上这是五大妄想。明代陈建提出修墙五弊更近实情：“工程浩大，所费不赀，一也；劳役军民，怨烦兴，二也；逼近寇境，胡骑出没，丁夫惊扰不时，三也；筑之纵成，旷远难守，久益颓废，四也；胡寇倏来，动辄数万，溃墙而入，无异平地，反为所笑，五也。兴此役者，殆所谓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百劳而无一益。以此为策，策斯下矣。”[7]一直到明末，尽管反对的人很多，修筑的举动却难以遏制。正如清代万斯同所吟：“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狄，专籍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东方初报墙功完，西方又传虏寇边。虏入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虏退复兴版筑功，朝筑暮筑竟何利？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历朝庙算皆如此，奈何独笑秦始皇”。[8]一厢情愿筑长城，自欺欺人食苦果。修长城不能抵御游牧民的入侵，不修长城又不能保障北方的安宁，中央王朝总是在“无策”和“下策”之间徘徊。只有到了康熙、乾隆时代才走出这种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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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
[2]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
[3]NicolaDiCosmo：AncientChinaandItsEnemies:theRiseofNomadicPowerinEastAsianHistory，.
[4]《日知录》卷三十一，《长城》。
[5]《史记》卷88《蒙恬列传》，中华书局，第页。
[6]《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中华书局，第-3页。
[7]《治安要议》卷六。
[8][清]万斯同《明史乐府》。
三、和亲征伐非上策
游牧民与中原王朝的矛盾由来已久。除了修长城等防御隔离措施之外，温情脉脉的和亲与赤裸裸的征伐是企图缓解上述矛盾的两种常用手段。和亲是游牧与农耕民族契约和平的一种形式，盛行于匈奴、突厥时代。其渊源或许可追溯到先秦[1]，到冒顿单于时代才形成定式。从白登之围的和解到马邑之谋的设立，六十余年匈奴与汉朝以和亲形式保持契约和平关系。马邑之谋标志着汉匈和平关系的彻底破裂，从此进入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时代。经过双方的努力和反复谈判，呼韩邪时代昭君出塞，汉匈之间重新建立了和亲关系。
公元前年，刘邦统一中原，建立了汉朝；冒顿征服了东胡，称雄蒙古草原。六年之后刘邦与冒顿率大军相会于平城，冒顿围困刘邦于白登山达七日之久，史称“白登之围”。这是汉匈军事实力的一次较量；其和解标志着匈奴与汉王朝相互承认，并达成了某种默契。这种默契由刘敬等发展为“和亲”。刘敬和亲构想如下：“陛下诚能以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讽喻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1]
刘邦完全同意刘敬的建议，但因吕后舍不得女儿而打了折扣；只好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冒顿不太明白和亲的真实意图，原则同意约为兄弟以和亲，接受了汉朝奉送的身份可疑的公主和絮、缯、酒、米等物。不出刘敬所料，假公主在匈奴默默无闻，未曾有生儿育女的记载，“无益也”。汉朝送给匈奴的财物亦微不足道。因此匈奴仍不时袭扰汉朝。汉朝坚守和亲政策，以忍让求和平。根据刘敬当初的设计，“和亲”是一项长治久安之策，但实施过程中大打了折扣，因此没有达到刘敬和刘邦所希望的效果。
和亲作为游牧与农耕民族契约和平的一种形式，在以后的历史中出现过多次，其内含和形式略有差异。绝代佳人王昭君和文成公主等参与了和亲活动，扩大了和亲的影响和作用，但其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和亲并不象某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千秋污史牍”。但唐戎昱《咏史》诗值得深思：“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诉为辅佐臣。”匈奴不时侵扰汉地，但并没有要征服或消灭汉人的企图；汉朝一再忍让以求和平，却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到了武帝时代，进攻匈奴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准备已基本就绪，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借口（机会）。匈奴也意识到了汉朝的强盛，开始主动请求和亲，以巩固匈汉之间的和平关系。年青气盛的武帝渴望建功立业，不以作皇帝为满足，欲比尧舜，大治天下[3]。武帝明知“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然反其道而行之，舍仁弃义，贬德退贤，说善行暴，祸由此生。他听从王恢等的建议，设马邑之谋诱捕单于。从此汉匈关系破裂，走上了相互攻伐的道路。
“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也：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4]这是武帝第一次有计划的北侵，师出无名，不宣而战。“得胡首虏七百人”，“为胡所败七千余人”，双方共伤亡近万人，“唯青赐爵关内侯”[5]。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武帝以为彻底胜利指日可待，于元狩四年（公元前年）发动了最大规模的北伐战役。这对匈奴确实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场战争对汉朝的伤害也是难以康复的。战争暂告一段落，两败俱伤，汉匈之间千里无人烟。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以征伐求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灭，改年号为后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并决定不复出军，史称《轮台诏》。“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6]从马邑之谋到下《轮台诏》近五十年，武帝的思想终于有了改变。五十年前，文景之治，汉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边境亦出现了罕见的和平景象。武帝贸然发动了汉匈战争，搅得天无宁日，满目苍夷。武帝晚年，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主要将军非死即降。经济损失更是不可估量，仅赏赐军功所用黄金就达二十余万斤。刘颁《咏史》曰：“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幸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
司马光对汉武帝有一个中肯的评价：“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乎。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秦之失而无亡秦祸乎！”[7]武帝临死之时，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汉发军屯西河，左将军上官桀巡狩北边。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大举远征始于汉武帝，终于永乐大帝。朱棣被汉人认为是唯一御驾亲征漠北的汉族皇帝，“五出三犁”是其丰功伟绩。而蒙古人认为他是妥欢帖睦尔之遗腹子[8]。
年朱棣发动了五十万大军北征。在出征诏书中表达了必胜的信心：“以大击小，以顺取逆，以治攻乱，以逸待劳，以悦吊怨。鲜不殄灭荡除有罪，扫清沙漠”。[9]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漠北几近不战而返，无人立功受赏。年朱棣应昔日敌人阿鲁台的请求，又亲率50万“马步官军”分五路北征，在漠北忽兰忽失温与瓦剌游战一天，双方伤亡相当。两次大规模的北征既没有夺回国玺，也没有获俘大汗，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已让有良知的人感到痛心。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礼部尚书吕震等都认为远征漠北，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10]。方宾被迫自杀，并被戮尸，夏原吉被捕入狱。朱棣不听劝阻，又三次亲征。永乐暴崩于第五次出征回师途中。临终之即，朱棣似有所醒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驱之而已，不穷追也。且今孽虏所有无几，茫茫广漠之地，譬如求一粟于沧海，可必得邪？吾宁失有罪，不欲重劳将士”[11]。
朱棣三番五次出征，俗称“燕王扫北”，似乎使农耕民族扬眉吐了气，一直为汉族官僚和百姓所喜闻乐道。“予窃禄于朝，恒见北狄酋长称臣纳贡，俯伏殿陛之下，气不敢喘，睛不敢运，以为旷古所无及。读此录，始知太宗文皇帝神武天纵，廓清摧陷，三边尽涤，比之太祖高皇帝，峻德成功，再立华夷限界，亦可谓继述有光者矣。今百有余年，烽火不惊，边陲无锋镝之交，中土无馈运之苦，祖宗功德其可忘哉！”[12]其实永乐五次御驾亲征蒙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死后二十五年即有土木之变。瓦剌卷土重来，明英宗模仿朱棣纠集五十万大军仓促出塞应战，大败，本人亦被也先所得。
朱棣御驾亲征劳民伤财是无疑的，否则不会有户部、兵部、工部尚书的反对；师出无名是肯定的，否则礼部尚书不会非议。就亲征的结果而言，只是杀掳了少量游牧骑兵，其攻击的对象如阿鲁台等“元凶”一个也没有消灭或俘获，传国玉玺也没有缴获。除了教训，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正如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所言：“胜利是仅次于失败的最大悲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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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正明：《和亲通论》，《民族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
[2]《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页。
[3]《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第页。“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
弘等出焉。
[4]《史记》卷《匈奴传》，第页。
[5]《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第页。
[6]《汉书》卷96《西域传》，第页。
[7]《资冶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二，第页。
[8]这一传说在蒙古地区流传持久而广泛。《蒙古黄金史纲》中有如下记述：“汉家之君第一代即洪武皇帝，其子建文皇帝，在位四年之后，弘吉剌哈屯之子，统率自己少数护卫与兀剌之六千兀者人，水滨之三万女真人以及黑城之汉人整兵来伐，擒获汉家洪武皇帝之子建文皇帝，捺印于其颈而废逐之。于是，乌哈噶图可汗之子永乐皇帝为君，而汉家却以为真正吾皇之子做了皇帝，号曰大明”。
[9]《明太宗实录》卷六十八。
[10]《明史》卷《夏原吉传》，第页。
[11]《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三十。
[12][明]金幼孜《北征录》之秦民悦“金文靖公北征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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